年底，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资料检索”系统升级，倍受当代《山海经》研究者瞩目的《山海经》元代曹善写本的数字化资料正式对外发布。无论是就《山海经》研究而言，还是就整个中国古史研究而言，这件文物都极其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曹善手写本的价值在中国古史研究中，《山海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自王国维利用《山海经》以证殷墟卜辞之王亥以来，学者们就不断发现有些关键的出土材料，只能在《山海经》中找到研究依据，如殷墟卜辞之四方风[1]、三星堆之青铜神树[2]、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之穴熊[3]等等，莫不如此。
三星堆青铜神树（三星堆博物馆藏）
《山海经》是如此重要，然而《山海经》的版本却乏善可陈。长期以来，诸家学者使用的《山海经》各主流版本，如毕沅之《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之《山海经笺疏》、袁珂之《山海经校注》等等，其祖本均为南宋淳熙七年的尤袤池阳郡斋刻本（以下称“宋本”）。由于缺乏较好的其他版本参照，有关宋本《山海经》中的一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相关研究者。而曹善写本的出现，无疑为推动《山海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机会。
实际上，早在民国二十一年（），《故宫周刊》第期至第期就连续影印出版了曹善写本的《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三个部分。年，周士琦研究员利用这部分材料和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进行了对比和校订，结果发现二者有数百条异文。因此，周先生认为，曹善写本所依据的祖本和宋本不是同一系统。同时，周先生还发现，曹善写本与郝懿行本相异者，宋代以前古籍引用的《山海经》往往与曹本同，而与郝本异。因此，周士琦先生认为：
曹善这个手抄本决不是自宋刻本出，其所据祖本当为年代更早的写本。但是，曹本至今尚无完整地传录本供人阅读参校，这是很可惜的。[4]
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发表的吴郁芳先生（—）遗著《元曹善〈山海经〉手抄本简介》同样肯定了曹善写本的价值。文中提到，为寻求曹本下落，吴先生曾专门致函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有关负责人回函称，年故宫文物迁台时“是书未及携出，诚属憾事，然应留存大陆”。然而，大陆学界至今未闻此抄本消息，吴先生不由有“两处茫茫皆不见”之感叹。[5]
二、曹善手写本的流传过程有关曹善写本的研究，目前已经能看到一些研究论文。在文献价值方面，这些研究者普遍肯定，曹善写本优于南宋刻本。[6]但在这些研究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因为对曹写本的流传过程认识不明所产生的问题，故本文准备通过对曹写本的流传过程做一个年谱式的梳理。
1、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乙巳，）
年，曹善完成《山海经》的书写。据清乾隆时期编纂的《石渠宝笈》介绍，是书为宋版乌丝栏，“高六寸九分，广五寸二分”。[7]
该写本今分四册，第一册包括《山海经序》及《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此即年《故宫周刊》影印出版的部分），第二册包括《东山经》和《中山经》，第三册包括《海外四经》和《海内四经》，第四册包括《大荒四经》和《海内经》。在第四册卷末，有曹善题记：“至正乙巳年东吴曹善书。”[8]其后的附页有姚绶跋语，主要内容是对曹善的介绍：
曹世良，名善，号樗散生，松江人，有诗名。侍母至孝，处事刚正，不合于时，徙居吴门娄侯里，慕范仲淹为人，复迁天平山，苦志临池，初学钟元常，行草学二王，与兄世长、兄子恭俱有书名，一时称为“东吴三曹”，与高季迪、张羽友善。宋景濂荐于朝，太祖屡征不起，后买舟放浪山水间，攸攸自得，寿八十六，殁于秀水乡（属今嘉兴），吾乡贝助教，具棺葬焉。贝名琼，杨铁厓门人也。七十老人姚绶公又书。
太湖周边（法国藏明《天下舆地图》）据跋文可知，曹善兄长为曹世长，以书知名。曹世长以及其父曹知白（—）均为元代著名的书画家，其中，曹知白与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倪瓒（—）等均有密切的交往。[9]姚绶跋语中提到的高季迪即高启（—），杨铁厓即杨维桢（—），以及跋语提到的张羽（—）等均为元末明初著名的文人。
2、明太祖洪武六年（癸丑，）
贝琼以儒士出任明代国子助教，故姚绶跋语称之“贝助教”。贝琼，为杨维桢门人，明初曾参与编修《元史》。《明史》卷《贝琼传》载：
贝琼，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笃志好学，年四十八，始领乡荐。张士城屡辟不就。洪武初，聘修《元史》。既成，受赐归。六年以儒士举，除国子助教。……九年，改官中都国子监，教勋臣子弟。琼学行素优，将校武臣皆知礼重。十一年致仕，卒。[10]
按姚绶跋称贝琼为“助教”，而贝琼任国子监助教在洪武六年（）至洪武九年（6）之间，则曹善卒年亦当在此间。而姚绶言曹善享年86年，则其生年在年至年之间，与杨维桢年龄相近。
3、明成祖永乐二十年（壬寅，）
姚绶（—）出生。
从曹善写本中的各家题跋来看，姚绶是此诸收藏家中的第一位知名人士。姚绶，字公绶，号穀庵、丹丘子，浙江嘉兴人。官至广东道监察御史，为官颇有政声，是明代前期文人画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著名的书画收藏、鉴定家。经其收藏过眼的名家作品有巨然《秋山图》，钱选《浮玉册居图》，赵孟頫《秋江渔隐图》和《李白庐山观瀑图》、吴镇《临荆浩渔父图并题词》、王蒙《岱宗密雪图》等。[11]
姚绶跋《妙严寺记》（普林斯顿大学藏）4、明英宗正统十年（乙丑，）
夏时正（—）登进士。（《明史》卷《夏时正传》）
《石渠宝笈》提到的“夏之是季爵”印章夏时正是诸家研究曹写本《山海经》时未曾提到的一个历史人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夏时正之印自清代即被《石渠宝笈》误读。《石渠宝笈》在介绍曹写本时曾提到一方叫“夏之是季爵”的印，[12]此印钤于曹写本第一册《山海经序》末左下方。经辨认，此印文应读“夏时正季爵”。盖篆文之“时”字作“旹”，《石渠宝笈》录者将“旹”之“日”与下字“正”合读，故误读“正时”为“之是”。《明史》卷《夏时正传》记载：
曹写本《山海经》的“夏时正季爵”印夏时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统十年进士，除刑部主事。景泰六年以郎中录囚福建，出死罪六十余人。……时正雅好学，闲居久，多所著述，于稽古礼文事尤详。[13]
明代的仁和，属今浙江杭州，与嘉兴相邻（见上附《天下舆地图》）。检索相关史料，不难推断夏时正与姚绶可能存在交往。今试举五证：
第一，如上所说，二人生活空间毗邻。
第二，夏时正比姚绶年长十岁，生活年代相当。
第三，二人志趣相近。姚绶是书画名家，夏时正亦工书法。郑晓（—）《吾学编·名臣记》卷二十七称其“博学高才，工诗文，善书，多著述，尤详礼文之事。”[14]故宫博物院藏有其行书《存记帖》，元德福行书《跋阎立本白马驮经图》卷有其跋。
夏时正《存记帖》（故宫博物院藏）第四，二人曾同朝为官。夏时正为正统十年（）进士，成化八年（）辞官归隐杭州，曾任大理寺卿。姚绶为天顺八年（）进士，年辞官，曾入都察院，拜广东道监察御史。
第五，二人有共同的朋友沈周。沈周（—）是明代“吴门画派”的创始人，其多幅书画均有姚绶题跋，可证二人往来密切。在沈周的作品中，亦有致夏时正之诗（详下）。
姚绶为沈周《马嵬八景》题跋5、明英宗天顺元年（丁丑，）
夏时正迁大理寺丞。《明史》卷《夏时正传》：“天顺初，擢大理寺丞。”
6、明英宗天顺八年（甲申，）
三月，姚绶登进士，观政工部营缮。《穀庵集选》卷七：“（天顺八年）观政工部营缮。四阅月，吏部选入都察院，堂考送广西道理刑。”[15]
7、明宪宗成化元年（乙酉，）
姚绶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随后又奉玺巡淮南、淮北。《穀庵集选》卷七：“越半载，考送吏部，拜广东道监察御史，寻奉玺巡淮南北盐法、荒政、民瘼、沿江地方借粮豫备，几两载，还朝掌道事。”[15]
8、明宪宗成化三年（丁亥，）
姚绶讽给事中陈钺，出知江西永宁。《穀庵集选》卷七：“明年丁亥，以忤当道，风憸人陈越，中伤，出知江西之永宁。”[15]
9、明宪宗成化四年（戊子，）
姚绶于本年四月赴任永宁（今江西宁冈）知县，八月辞官告还。《穀庵集选》卷七：“戊子四月，始视县事。八月入觐，以病在告，已丑闰二月，还家。”[15]
明姚绶《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跋10、明宪宗成化五年（己丑，）
夏时正迁大理寺卿。（《明史》卷《夏时正传》）沈周（—）《寄夏大理季爵》：
钟鼎白发外，山林遂迟暮。任怀道屈伸，玩世云去住。久视天地间，百岁在跬步。文章亦寿物，垂后永无度。明州山水佳，逍遥得真寓。清川入渔钓，高层荫嘉树。可望不可即，瞻恋存寐寤。[16]
11、明宪宗成化八年（壬辰，）
夏时正辞官，乞归杭州。
12、明孝宗弘治五年（壬子，）
姚绶为曹写本《山海经》题跋。据跋语，姚氏自称“七十老人”，姑将其题跋之时附于此年。
13、明孝宗弘治八年（乙卯，）
四月，姚绶卒。
14、明世宗嘉靖五年（丙戌，）
王世贞（—）生于苏州太仓，是收藏曹写本《山海经》的又一个知名历史人物。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其跋语在姚绶跋语次页：
王世贞跋曹善写本《山海经》《山海经》最为古文奇书，至曼倩之名毕方，子政之识贰负，皆于是取衷。而国师公《后序》直以为大禹、伯益著，惟司马子长亦云：“《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盖亦疑之而未能决也。贞窃以为不然，经内语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之称后，追自周始耳。“南望掸渚，禹父所化”，禹宁忍纪父化也。“狄山，文王葬其所”注：“即周文王也。”“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注引“殷王子亥淫于有易，见弑也”。又“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及“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循鞈”之类不可枚举，岂《禹本经》不传，或简略非备，而周末文胜之士为之傅会而增饰者耶？即卷后称“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亦有误也，国师为此官在哀帝中，正名歆耳；至平帝初元为京兆尹而始名秀也。……避暑园居偶阅，一过为题于后。王世贞。
从跋文可知，王世贞对《山海经》并无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