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岁末，诗人李瑾的经典阐述性作品——《论语释义》《孟子释义》《山海经释考》分别由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合计百万字的“经典三释”，也让人不禁好奇：作为诗人的李瑾，为何如此用功在学术研究上？对此，李瑾解释说，他对《论语》《孟子》《山海经》这三部经典作品的喜爱，其实要比他的诗歌创作时间还更早，而且正是在诗歌创作中，需要向古典或传统要资源、养分，对之又产生了浓厚的再解释兴趣。翻阅李瑾出版的诗集，会发现他惯于借鉴经史子集、古典小说和散文等经典和名篇，将古典资源整合成为新诗的内在元素和外在修辞。《论语》《孟子》《山海经》中的闪光点都曾出现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可以说，“经典三释”既是他新的“主业”，也是诗歌创作的“副业”。
先秦时期，古人留下了大量璀璨而厚重的经典作品，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根和中华文明的魂，为何对《论语》《孟子》《山海经》这三部格外情有独钟？在李瑾看来，《论语》《孟子》作为儒学萌发期最重要的典籍，在中华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山海经》作为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和最早的一部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对于研究早期中国的民俗传说、山川地理等具有知识启蒙的作用。三部经典虽然内容、风格上差别很大，但同属于中华文明建构过程中的起点或里程碑。
不过，关于这三部经典的相关阐释性著述汗牛充栋，一个当代诗人还有必要对之再阐释吗？李瑾认为，《论语》《孟子》以及《山海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或标签，正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重释和解读中“累积”实现的。
诗人李瑾的这三部释义之作，有着自己的几点新颖之处。比如在立意上，李瑾提出，三部经典隐含着一套“新人观”，《论语》强调学为君子，《孟子》强调成大丈夫，《山海经》着力挖掘人身上洋溢着异于神、鬼、兽的积极向上的精神。与新人观相对应的是“新国家/天下观”。《论语》呼吁以古代圣王为榜样建立“郁郁乎文哉”的新国家，《孟子》提倡建立“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仁道王政之国，《山海经》隐含了“均定九州”“天下安宁”的理想观念。然后是体例新。李瑾这套作品体例上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正文，一是附录。正文中，每章前面均有提要，目的是概括提炼该章的主体思想、核心观念，并标注人物、重要词汇的出现次数和主要意思。每则下分注、释、引、解四个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附录部分分别梳理了孔子孟子年表以及《论语》《孟子》《山海经》流传情况，并第一次向读者提供了《论语》《孟子》中全部人物出现次数，以及《山海经》中黄帝、炎帝、帝俊家族谱系和全部山水、矿藏、国家、人神、动植物等的出现频次。此外，李瑾还制作了“君子”“仁”“礼”“天下”等重要词汇在先秦典籍中使用频率对照表附在“三释”之后。借助附录，读者可以清晰地把握流传至今的三部传统经典的文化脉络和精神概要。
由于李瑾注释过程中采取了新的方式方法，故而得出了很多新的结论。他除采用音韵、训诂等方式外，还注意运用“内证法”，即让该经典的内部材料“说话”去挖掘相关词句或整部作品的含义。比如，一般认为，《论语》中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习”是“实践”，而非“复习”。李瑾认为，孔子说的另一句话“温故而知新”恰恰是最好的注脚。在孔子看来，通过经常复习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获得新的知识或认知，“可以为师也”，这样一来，学习的人才会感到很快乐，故而“习”是“复习”之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虞和平研究员，专门为李瑾“经典三释”撰写了评论文章。他提到，“在重释经典时还必须推陈出新，让最基本的民族和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现代社会相联通，唯有将古今打通，老树开新花，才能整合出既不走样又不重样的知识体系。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解疑释惑，阐述理念，推动发展，是必须坚持的基本的治学态度。在我看来，‘经典三释’；在延续发展‘精神命脉’、孕育构建‘知识体系’上做得是比较好的。”
在诗歌圈，不少人都知道，李瑾的诗歌作品大都是在每天工作通勤路上的地铁，兜兜转转中完成的。也正因此，他在诗坛上有“地铁诗人”之称。这次“经典三释”也是“地下铁”期间写作的产物吗？李瑾说，注释一部经典，至少得数万次地查阅百种以上的工具书，且写作格式比文学体裁要复杂严谨，地铁模式显然无法承载这样的工作要求，不过，先期工作包括查阅资料、构思篇章都可以在轰隆的地铁轨道上完成，晚上回到书房再变成电子版的“白纸黑字”。据了解，李瑾在注释三部经典前，为加深对文本的理解进行了背诵，而“笨重”的背诵工作也是在地铁里完成的。这个意义上，“经典三释”和诗歌作品一样也是地铁创作的产物。
来源：封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