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索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段、不同宗教信仰以及不同主流价值取向之下丧葬礼俗的特征、性质与规律，剖析传统丧葬礼俗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挖掘并弘扬传统丧葬礼俗中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优秀的殡葬文化精华。通过对传统“丧葬礼俗”产生、发展与演变过程的解析，探寻先进的丧葬礼俗的形式、内涵与价值所在，创新人类在办理丧事、安顿亡者、“以死教生”的生死智慧以及丧葬礼俗的新理念、新规则和新模式。破解现代社会人们面对死亡时如何运用科学途径解决家庭丧葬问题的难题。
人的一生最为确定的一件事似乎就是“最终都要走向死亡”……最不确定的一件事也许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向死亡”……这似乎像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游戏话题，然而，人类社会却由此生发出了许许多多关于“死亡”的人生价值、生命意义、风俗习惯等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生、老、病、死”本来就是人类和一切生物界的自然现象。中国老庄早就提出过“等生死、齐万物”的哲学观点，认为人与万物一样都有生死存亡的过程。没有死亡现象的出现，就没有生命的价值存在！正如没有疾病的出现，就不能显现健康的价值一样，生命的珍贵与崇高，很大程度来源于死亡的衬托。
古往今来，人类在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向死而生”或“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等人生终极问题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丧葬伦理与丧葬习俗，诞生了许多关于死亡的文化思想以及许多的生死智慧、丧葬礼俗以及丧葬制度，这些文化思想、礼俗制度，不仅仅只是化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纾解丧亲者的心灵悲伤，表达亲友对亡人的哀悼、寄托对逝者的哀思等，更重要的是，这些丧葬礼俗能够起到巨大的生命教化与心理悲伤的抚慰作用，不断实现着“以死教生”的道德教化功能。本文从中国的传统丧葬礼俗的缘起与历史沿革、丧葬礼俗的困境与现实挑战、丧葬礼俗的调适与文化创新以及丧葬礼俗的文化再造与殡葬改革等四个方面入笔，通过对中国丧葬礼俗的缘起与历史沿革的分析，探寻中国古老的丧葬礼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何发生流转演变与调适的规律，总结传统的丧葬礼俗面对时代变迁的各种挑战的经验教训，从而传承与弘扬中国优秀的丧葬礼俗传统，发挥现代丧葬礼俗和丧葬制度对于人们珍惜生命、敬畏生命、正确面对死亡、报本反始、敬祖感恩等诚敬人心人性的道德教化与文化建设作用。
所谓“丧葬礼俗”，顾名思义是指特定民族、特定地域为逝者举行葬礼或祭奠仪式等系列悼念活动所展现出的礼仪风俗。很多人把丧葬礼俗仅仅理解为给逝者举行悼念活动的仪式或给逝者下葬时实施的一套礼仪程序。其实，丧葬礼俗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宽广，它不仅仅只是人们看到的逝者追悼会上的追悼仪式或逝者下葬时的礼仪流程展现，更多的通过临终关怀、哀伤抚慰、追悼仪式、下葬礼仪以及清明和其他节日祭奠等活动，反映特定国家、特定民族和特定地域对生命的尊重以及生者对逝者与自身生命价值的传承与思考。丧丧葬礼俗是一种极富文化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社会伦理的形象体现，是特定时代的道德观念、道德准则与伦理规范，是中华民俗文化和中国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自蛮荒时代到夏商周三朝进入文明时代，创立出了一整套的中华文化中的丧葬礼俗体系、丧葬文化的话语体系以及丧葬礼俗的功能价值体系。这三大体系互为支撑，互相协同，循环复制，自我强化，建构出了中国古代丧葬礼俗制度的基本框架。
首先，我们来回顾中国丧葬礼俗的缘起历程。
人类在蛮荒时期不像现代人这样要建造坟墓、举行仪式来安葬逝逝者。因为那个时期的人类对自身的认知还没有“鬼魂”、“灵魂”等概念，也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待逝逝者的丧葬礼俗等殡葬行为。蛮荒时代的人类，由于对自然认知的能力非常薄弱，加上生存环境的恶劣和生存的极其艰辛，死亡是人类十分常见的现象，因而，他们对逝逝者遗体的处理也像对待野兽尸骨一样，往往将逝者遗体弃之原野或分而食之，更谈不上对逝者的尊重。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人类埋葬同类的行为大约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根据碳14的考古测定，原始人早在旧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将逝者和他生前的用具埋在一起的行为。其最初的动机并不是为了环境卫生，而是出于早期人类的原始图腾或者某种人性的想法以及对命运的希望。宗教末世学观念中对于丧葬行为缘起的较原始的解释认为，人的存在包括物质（肉体）或非物质（灵魂）两个方面。而且灵魂的存在先于肉体。人死了以后，肉体毁灭了，但灵魂还会对活人起作用。许多丧葬仪式都反映了这种观念。神话传说，人死以后，不是入地狱就是升天堂。实行土葬就是让逝者在地下生活。对逝逝者的祭礼，意味着墓室里的逝逝者可以接受亲人的祭奠之物。旧石器时代，人们之所以将逝逝者与其用具、食物一起埋在地下，就是相信人死后在坟墓里仍需要这些这些东西。史前学家对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原始人类还有另外一种埋葬方式，即让逝逝者以屈卷之姿侧身躺下。史前学家认为，这是模仿胎儿在母亲子宫里的样子，意味着人死后还要再生。当时的人们还认为，举行埋葬仪式是把逝逝者送往他该去的地方，如果仪式举行得不合理或不及时，逝者没有送成，活着的人就要害病或遭到不幸。殡葬行为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已经走出了蛮荒时代，进入到有语言交流、有文字记载、有思想创造、有行为规范的早期文明时代。特别是一些先哲先贤们对于人的梦境的分析和总结，得出了人有灵魂、灵魂不死等结论。先哲认为，人之所以做梦，是因为“人有灵魂”，这个灵魂有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生活世界，一个是并不清晰的“非现实”世界，也可以称之为“冥界”或“鬼魂世界”或“神”的世界。做梦就是人的灵魂在人睡觉之后脱离了人体在另一个空间游走或者是在同另一个世界的人交往的活动……早期文明时代的先哲认为，人的死亡就像人做梦一样，虽然肉体死亡了，但是灵魂依然活着，只是活在另一世界里，它依然对活在现实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影响。灵魂能干预人事，对于活着人或灵魂的后代既可以“降福”，也可以给活着的人或后代“施祸”。灵魂对待活着的人态度如何，主要看生者对逝者的态度和对其遗体的处理方式如何。假如对逝者遗体尊重有加，灵魂就会保佑活着的人，否则就会给生者带来灾祸与麻烦。
与灵魂的概念相生相伴的概念还有“神灵、神界、神仙”的概念。西方的《古希腊神话故事》、《伊利亚特》、《奥德赛》等经典名著，中国的《山海经》、《封神榜》以及《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吴刚砍桂花树》、《神农尝百草》、《女娲和伏羲》、《刑天大战天帝》、《黄帝战蚩尤》、《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等神话传说，都在不同程度上讲述着“非人世界”的神灵故事，这些故事和传说尽管都是人类早期先贤借助想象、利用想象，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但是，他们都在不断地传播并强化着“灵魂不灭”和“神灵仙界”永存的观念。
由于人类开始重视神灵、
二是送葬告别。开完追悼会后，由家属随灵车到火葬场，在遗体火葬之前，举行简短的告别仪式，讲一些让逝者安息的话，再看亲人最后一眼，鞠躬行礼送走亲人。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外国由于十分强调个人主义，他们往往无法满足于原有或传统的告别形式，开始不再依赖特定的宗教与圣职者，独自举办仪式。其中具代表性的，即是以追思往生者的亲友们为中心，利用饭店、公共场所等场地举办的「告别式」与「追思会」。刚开始这种型态虽然仅限于艺人或知识分子等少部分对象，不过因为透过传播媒体的报导介绍下，在一般人士中要求举办这种形式之葬仪的民众也愈来愈多。由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对于葬仪有独特的想法，追求原创性更高的仪式的民众正在急速增加。因此有人称呼此发展是葬仪界的「第三波潮流」。
葬仪确实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型态，例如台湾和日本，近年来出现过许多创意新颖的告别仪式，较为独特的“音乐告别式”、“影像告别式”、“文学告别式”、“友人告别式”。
所谓“音乐告别式”，也可以称之为“音乐葬”，就是在特定的“告别现场”播放或演奏往生者所喜欢的音乐为背景音乐，然后吊唁者一同回忆往事，最后再全体大合唱来向往生者告别的「音乐葬」；
所谓“影像告别式”，也称为“影像葬”，就是利用影像的方式来介绍逝者的生平事迹，以追悼逝者的「影像葬」；
所谓“文学告别式”，也可称之为“文学葬”，是由主持者介绍往生者所喜爱的文学或朗诵赠诗给往生者的「文学葬」川端康成的葬仪，由日本笔会等三个文学团体共同举行「日本文学葬」为这位文学巨匠的一生划下圆满的句点。
所谓“友人告别式”，也称之为“友人葬”，是由日本创价学会所提倡的一种全新的告别式。「友人葬」是由和往生者交往亲密，但却非宗教人士的朋友们来作为葬仪的主导者，让所有葬礼的参加者发自内心的诵经来尊仰往生者的人生，内心充满富足地为往生者送行，这种想法，是回归到佛教原点的葬仪型态，很值得我们注意，同时它可能也是能为建构新的无宗教葬仪带来一些启发的葬仪型态。
以上这些“告别形态”各有特色，但是，它们都具有「从注重形式的时代，转变成注重心意的时代」的特征。重新重视在形式中容易被忽略的「往生者的心意」与「家属的心意」，反映这些重点，并且呈现别出心裁的葬仪型态，这才是现在的葬仪所追求的目标。
其次，后丧葬服务市场的建立是创新和完善现代殡葬系统的重要途径。殡葬服务中的人文关怀引起社会重视，以悲伤辅导为主要内容的后殡葬服务成为殡葬领域新宠。我国现阶段丧葬服务也面临传统信仰淡化、家庭力量单薄、哀悼“快餐”化等问题。后殡葬服务模式的开展，对我国完善殡葬服务体系有较大的推动价值。所谓后殡葬服务是指专业人员本着人文关怀的精神，协助丧属应对丧失亲人后所面临的巨变、顺利度过哀伤期，以预防因情绪过度而导致的自杀、他杀等事故，从而防止破坏社会秩序、激发社会问题。除丧葬抚恤金等社会保障外，后殡葬服务包含悲伤辅导服务的供给、提供心理援助、丧户定期拜访、生活技能恢复、交往平台搭建、传播守望相助的邻里情怀等等。而殡葬服务体现人文精神、开展悲伤服务和完善社区后殡葬服务职能是未来我国殡葬服务的发展方向。宗教信仰的淡化、传统家庭结构被颠覆、哀悼“快餐化”趋势，使得丧葬悲伤情绪很难离开丧户，从而影响社会情绪渐变。我国人口接近14亿，按照民政部门统计，我国人口年死亡率均在6‰左右，以此推算，我国每年正常死亡人口约多万，涉及丧属更为众多。因此，后丧葬服务的社会需求巨大，充满人文关怀的后殡葬服务将会为广大丧属提供心理、生理以及精神安全等全方位服务，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另外，创建并完善应对殡葬行业过度市场化冲击机制，也是构建现代丧葬礼俗体系的必要举措。近年来，我国的殡葬服务行业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倾向，诸如墓地经营、奢华殡葬产品生产等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殡葬暴利成为公众诟病的话题，需要以政府规制的方式完成殡葬服务公共性的时代任务，约束殡葬行业的过度市场化行为。
应当承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殡葬行业改革开放，市场机制的引入，加上全社会的城市化、产业化进程加速，殡葬活动迅速走出家庭，走向市场，形成了巨大的消费需求。这些改革给丧葬家庭提供了多元化的服务选择，使得沉寂多年的殡葬市场迅速活跃起来，带动了诸多社会服务市场的活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殡葬产品的价格扭曲，带来了社会公正的缺失。如何通过一些去市场化（de-marketization）的社会机制的构建，弥补一些弱势群体的丧葬家庭面对过度市场化冲击所遭受的损失，这将有利于提升当下中国殡葬改革的亲民利民面向。欧美发达国家在殡葬服务中的许多有益的“去市场化”的社会性机制创新举措，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例如“非盈利组织的介入”、“社区作用领域的拓展”、“社工参与机制的构建”、以及“社会机制参与丧葬相关的教育与培训”等等，这些举措都属于针对社会现实需求的文化再造和社会机制创新。
总之，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俗系统，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功能价值体系和简单的丧葬礼仪流程，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且经历几千年的代际传播，它们已深深镶嵌在无数代国民的心理影像之中。创新我国丧葬礼俗体系，重构中国国民的现代生活方式，既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浩繁的系统工程，更是一种政府与社会多方合作、多方参与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只有秉承传统丧葬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客观全面地正视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时代情绪的变迁，深刻认知礼俗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规律，尤其是要看到现代科技的发展，提升了人类对生命起源、宇宙起源和意识起源的全新认知，中国丧葬礼俗的传承与创新将成为中国人如何面向未来的重要任务。
作者简介：王国华教授，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课题评审专家，文化部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专家委员，民政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清华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等多所大学的主讲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高科技协会副会长，中国武当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旅游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青年报学术顾问、中国教育报刊社特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