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意图石涛绘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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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卷朱耷行草书资料图片
公元年（南朝宋永初二年），中国文学史上伟大诗人之一的陶渊明创作了《桃花源记》（并诗）。《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前面独立成篇的序言，它以“渔人”的行踪为线索，环环相扣地告诉读者一个神奇故事：这个渔人意外找到并做客桃花源！要知道，近年来没有人发现。这怎不令人神往和惊叹！
《桃花源记》（并诗）问世迄今已经整整1年。桃花源旖旎的风光、淳美的风俗以及桃源人的勤劳质朴、尚真崇实和没有阶级差别的人人平等、家家富足的田园生活，通过作者简洁的诗意文字和形象逼真的描述，已永久地留在了中国文学史上，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桃花源的故事仍广泛地流传于民间。
写景抒情寄其意
陶渊明为写好他心中的桃花源，竟采用了散文和诗歌两种文体来描述同一个对象，这显然经过了作者的深思熟虑。
还是先说说序文《桃花源记》。《桃花源记》仅以余字的篇幅，简洁传神地叙述了一个渔夫（文中的“渔人”）意外地进出桃花源的见闻故事。无论是叙述，还是描写，皆文笔洁净，桃花源故事清晰完整。与《桃花源诗》相比，《桃花源记》更显得生动引人。全文依渔人的行踪，即“寻‘桃林’——探‘桃源’——入‘桃源’（访‘桃源’）——辞‘桃源’——再寻‘桃源’”的自然顺序，逐渐展开。
序文中的桃源被诗人描述得扑朔迷离，却又亲切清晰，宛如一块远在天边的神奇土地。当然，桃源人的淳美风俗是有现实基础的，这从陶渊明的多首田园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如《归园田居》（其一）中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读读陶渊明描写田园生活的诗文，可以说，桃花源淳朴的乡风民俗氛围，桃源人的热情好客均来源于陶渊明的乡间生活。
接着再说《桃花源诗》。《桃花源诗》是以诗人的口吻高度赞美桃源人的自由、幸福与和平、安宁，诗人陶渊明是为桃源百姓抒情，也是为人类向往的田园理想生活抒情。全诗分三部分：“嬴氏乱天纪，……来径遂芜废”为第一部分；诗人开门见山地叙述、说明桃花源中人的来历。“相命肆农耕，……于何劳智慧”为第二部分；诗人为读者介绍桃源人的生活情景。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共同劳动，应时耕作，没有纪年历，四时自成岁，春蚕收长丝，秋熟无赋税，人人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奇踪隐五百，……高举寻吾契”为第三部分，诗人对桃源人的生活发表感慨和议论。“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说的是诗人希望驾起清风，高高飞起，去追寻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们。《桃花源诗》因为是诗篇，直接抒写的是诗人自己的情怀，也是诗人所说的“寄其意”。
《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前面的序，它以渔人行踪为线索，必然受渔人见闻所限，因而它只是作为一个背景故事帮助读者理解《桃花源诗》。《桃花源记》重在故事情节，诉诸读者直感，文字生动活泼，步步引人入胜，现实画面感强。《桃花源诗》重在抒情言志，诉诸读者理性，史实高度概括，处处发人深思，历史纵深感强。从文本上分析，《桃花源记》（并诗）尽管有清晰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故事，但应归入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一类，作者所写的桃花源是综合了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奇特想象。总之，《桃花源记》写的既非真人也非真事。
生活烙印字行间
陶渊明是东晋末、南朝宋之间最杰出的诗人，也是中国诗歌史上屈原之后，李白、杜甫之前出现的最著名诗人。他生逢易代之际，赶上动乱岁月，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身处战乱环境，步入壮年的诗人纵有一腔抱负也根本无法实现。
从具体的诗文看，陶渊明的人生，大致经历了早年闲居、出仕和中年后隐居三个阶段。通读他的作品，感觉其诗文都是从其肺腑里流出的。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写诗人在“人境（非仙境）”——“南山（庐山）”——“南村”里，过的是悠然自得的生活，获得的是自由而恬静的心境。在《饮酒》（其十九）“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的诗文里，更是证明了诗人29岁辞去州祭酒职务的那段时间，即有终老田野的打算。再说到“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其一），表达的是寒儒诗人陶渊明归隐之后体验到亦耕亦读的田园耕读之乐。而《饮酒》（其四）中的“失群鸟”和“孤生松”等意象，又可看出陶渊明壮年选择辞官归隐、离群索居，也不完全是他的主动选择，这里面更有社会对他的排斥。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在此极言自己不适应仕途生活，而是具有浓浓的田园情结。因此，入仕与归隐的抉择终成他最经常的思想矛盾。于是，独善与隐逸就一直成了陶渊明深入骨子里的思想。
陶渊明年轻时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佐证陶渊明是在儒家文化的教育影响下长大，他相信儒家思想是可以救世的，也曾做过江州祭酒、彭泽县令之类的小官，终因不愿曲意奉承而仕途不畅。残酷的现实导致寒门子弟入世无门，其结果造成了陶渊明“世既弃我、我亦弃世”的个人与社会相互排斥的心态。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说的是诗人本应该是忧道的，可是道不可行，那就只好躬耕自给了。41岁那年，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去仅做了81天的彭泽县令，彻底开始了隐居生活，自此长期隐居田园，躬耕僻野，与高门士族社会疏远，转而与基层百姓亲近。陶渊明一生崇尚与缅怀上古社会淳朴之风，对存在阶级剥削的社会没有好感，对强权的秦帝国（秦朝）尤其如此，呼之为“狂秦”《饮酒》（其二十）“嬴氏乱天纪”《桃花源诗》。他认为，只有在上古淳朴的社会，人们才会有自给自足、称心如意的幸福人生。纵览陶渊明的全部诗作，处处可见他对人生、对社会深入的哲学思考，于污浊的世界中，他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另辟天地，憧憬神游于无怀氏、葛天氏等上古社会，反复咏叹的是儒家大同思想。这一点从创作《桃花源记》（并诗）的前一年，陶渊明写就的《五柳先生传》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五柳先生传》是诗人自己撰写的纪实小传，陶渊明写自己读书重在“会意”，但不求甚解；著文重在“自娱”，又颇示己志；包括饮酒，也是“期在必醉，既醉而退”。从此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中的诗人是爽快之人，性情中人，也是一个表里透着真实的人。当然，陶渊明中晚年的心态虽是“心远地自偏”，但“猛志固常在”，他无法改变现实社会，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终于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生活理想与美好情趣。从陶渊明的诗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在南山下过日子的心情相对愉悦，生活随遇而安。他一边耕种、采菊、交游，一边与诗酒相伴。至今在南山脚下，仍遗留着陶渊明当年喝醉后经常倒卧其上的一个巨大的石块（今人简称为“醉石”）。我国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因为始终关心农民命运，终日有所思，必然成一梦，从他心中幻化出一个世外桃源就是必然的事了。可以做这样的判断：陶渊明创作的全部诗文，尤其是《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和《桃花源诗》等著名诗篇，为《桃花源记》诞生打上了时代的背影和作者生活的烙印。
桃花源本诗意化
如前文所述，《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前面的一篇短序或小记，这篇小记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也是陶渊明全部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杰作。它调动了诗人的全部生活积累，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作者个人创作的最高成就。此时的陶渊明辞官归隐多年，早已化身为普通劳动者，他的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早已心心相印。对“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辛酸生活，他有切身体会；对普通百姓饥寒交迫的痛苦境遇，他也见得真切。残酷的现实生活促使他不满现实进而探求光明的未来，《桃花源记》是这种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
公元年，陶渊明创作了《移居二首》（其二）。其中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两句诗简直就是为他十年后创作《桃花源记》（并诗）提前作了预告。在一个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桃花盛开的春日里，一位渔夫鬼使神差地向着他心中魂牵梦萦的桃花源进发了，他真的是在“登高”！他已攀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他也真的描绘了一个新的生活境界，写出了空前绝后的“新诗”——《桃花源记》（并诗）。
那么，《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所要表达的作者的本意究竟是什么？这里，有两个困惑了多少人又多少年的问题，需要认真分析。
首先，《桃花源记》中的这个渔人究竟是谁？
阅读《桃花源记》时，读者一定会关心贯穿全篇的渔人形象。从前文分析中不难看出，贯穿《桃花源诗》序文全篇的“五奇”饱有陶渊明的生平、经历和人格、情感在其中，《桃花源诗》又是以诗人的口吻写成，序文和诗歌正文不可能没有一致性。因此，序文中的“渔人”毫无疑问就是作者自己。联想到作者的生活经历，公元年6月，陶渊明隐居乡间时家中曾遭遇火灾，一间房子都没有留下来。陶渊明和家人曾在船上生活了不算短的一段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在序文里，作者以渔人建构故事，假托渔人发现了桃花源，这是有生活作依托的。之所以这样写，当然是为了让所叙之事、所抒之情显得更自然、更真实。
其次，人人向往的桃花源是理想社会或者是乌托邦吗？
《桃花源记》所描绘的是一个质朴自然的化外世界。凡读过《桃花源记》（并诗）的人，都惊奇那儿没有战乱，没有赋税，没有充满血腥的封建朝代更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平和，那么诚恳。生活是那么美好，家家户户的日子过得富足而舒心。这对于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遭逢社会易代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但要理性地看到，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被高度理想化、集中化和诗意化的。游国恩、王起、季镇淮、费振刚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章节认为：陶渊明“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它“生动地展现了理想社会的生活图景”。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三联书店）认为：“《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乌托邦社会。”在笔者看来，作者所要表达的既非“社会理想”，也非“乌托邦社会”，而仅仅是对他心中的田园生活的一种构想，或者说是以艺术形式描绘了一幅美好田园生活的画面。这在当时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因此，人为地拔高作者的本意或真意是不对的。
先看《桃花源记》有“村中闻有此人”的记述，已清楚地说明，作者所写的对象只是一个自然村庄而已。在古代偏远的地方，也许会存在这样的地方。可问题是，这只是一个自然村，它一是没有人类社会该有的组织结构，二是桃源人又长期不与外界接触，过的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平等生活，注定它的存在不会长久，三是陶渊明创作的桃花源明显带上了诗人自己的心灵烙印。篇中“有父子，无君臣”，有家庭，无村社组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存在血缘基础上的淳朴的道德关系，远没有建立起基于阶级（当然，桃花源里并没有阶级）、国家之上的各种社会关系。这反映出作者对“家”的肯定和对“国”的否定。因此，桃花源固然是美的，但却不是真的，因为它是诗人用“心”造的！桃源人叮嘱渔人“不足为外人道也”，固然流露出桃源人对他们当下的生活十分满意，不愿让外来人打扰其生活的宁静，但这也分明是作者的自我表白。桃花源在序文中被称为“与外人间隔”的“绝境”（这是理解全文的“文眼”），是说桃花源对外说不得，谁也找不到！因此，它绝不是什么理想社会，而只是作者心中的一幅想象图景，描绘的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因为人人劳动而呈现出的自给自足的盛世美景。寻不着找不到，这缘于世上本无桃花源。
最后，《桃花源记》（并诗）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
综上所述，陶渊明所作的《桃花源记》（并诗）不是揭示出什么“社会理想”，更不是描绘出了一个什么“乌托邦”，所有众说纷纭的解读，多是学习者、研究者采用后代哲人的思想对这篇虚构的经典文学作品作了过度解读。回到作者的本意上来，《桃花源记》（并诗）是以作者自己的经历和生活，综合幻化出的一个颇富神话色彩的传奇。《桃花源记》（并诗）的主题思想是，陶渊明以“渔人”发现的眼光，通过对桃源人依靠劳动创造和谐、幸福生活的生动描绘，表达了作者对自由、平等、安宁、富足的田园理想生活的无比热爱和真切向往。它完整体现了作者的平生追求，是作者田园理想生活的集中升华与形象展示，更是一曲田园理想生活的向往之歌。它为我们形象地提供了一个崭新而和谐的田园生活境界，直接激发了后世人们对和谐富足的田园生活的无限憧憬和奋力追求。
（作者：张贤明，系中国出版集团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