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中外文化与文论》年第1期
已获作者和刊物授权，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郭恒，现为四川大学锦城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级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神话学。“变异学主体性差异对《山海经》英文多译本翻译策略和技巧的影响”一文，曾发表于《中外文化与文论》（CSSCI期刊），年第1期（总第32期）。
摘要
本文以《山海经》英文翻译的三个译本为基础，通过对比埃尔、石听泉和王宏三位译者的主体性综合因素的介绍和分析，考查了译者主体性因素在具体翻译中体现出的不同翻译倾向和策略。并选取了《山海经》里的三个段落，分别从专词翻译、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文化负载词三个角度进行具体评析，注意到翻译中文化的异质性比起语言的异质性的处理更为困难，不同主体由于对文本深入理解程度及自身学识素养兴趣等因素造成了翻译结果的不同。
[关键词]《山海经》异质性翻译
本文主要从《山海经》作为神话典籍这一属性出发，考查《山海经》英文译本中译者的主体性因素对翻译风格和具体翻译段落的影响。选取了英国学者比埃尔年的全译本[1]、美国学者石听泉年节译本[2]和国内王宏、赵峥年全译本[3]三个译本进行比较和考查。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译者的主体性出发，分析译者主体性因素造成的英译本风格和旨趣的不同；二是选取译本中的相关段落，分析了译者由于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山海经》典籍具体内容的了解和理解上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翻译结果。
一译者主体性对英译本的
翻译风格和旨趣的影响
（一）作为变异学分支的译介学
两种语言间的文学翻译无论如何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象《山海经》这种典籍翻译。加拿大翻译家芭芭拉·格达德说：
面对新的读者群，译者不仅要把一种语言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而且要对一个完全崭新的文化及美学体系进行诠释。因此，翻译决不是一维性的创作，而是两种体系的相互渗透。译者是传情达意的积极参与者，是作者的合作者。[4]
文学翻译不同于其它以实用或交际为目的的科技型翻译或日常交流翻译，其中译者的主体性因素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正如勒菲弗尔（Levefere,Andere）在其著作《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里对意大利谚语“翻译就是背叛”这句话的评价一样：
让这古老的谚语长存吧，译者必须得是叛逆者。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时候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几乎所有的时候他们也是别无选择。并不只是他们受制于自己伴随出生的，或无法选择的特定文化的藩篱，只要是译者试图影响那种文化的发展，这种叛逆就成为他们自然去做的极其合理的事情。[5]
既然译者作为背叛者的属性不可避免，那么一味地纠结于原文与译入语文的完全忠实的等值关系（equivalence）似乎显得不那么可能。在中国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译介学开始蓬勃发展，年谢天振出版了《译介学》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创造性叛逆”一词并对其意义进行总结：
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一旦一部作品进入了跨越时代、跨越地理、跨越民族、跨越语言的传播时，其中的创造性叛逆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同的生活习俗，无不在这部作品上打上各自的印记。这时的创造性叛逆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学接受的范畴，它反映的是文学翻译中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不同文化的误解与误释。创造性叛逆的这一性质，使得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了特别的意义。[6]
把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放在比较文学这一大的领域和视野，无疑给了译介学更加独立和强大的地位。曹顺庆等在《比较文学教程》一书中，就把译介学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研究语言层面的变异的分支学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