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
利用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先秦史收获颇丰——
青铜器铭文与古史新证
曹锦炎
（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教授）
王国维先生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传世文献互证，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不二法门。新中国成立以后，学者们利用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先秦史，新知叠见，收获颇丰。今择其要者，结合拙见，以作介绍。
一
年12月，位于陕西省周原遗址内的扶风县白家村南，发现一处窖藏青铜器，共件，其中有铭文者多达74件。据铭文内容，是西周微氏家族几代人的藏品，史墙盘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件国宝级青铜器。器主“史墙”是西周中期周王朝的史官，祖先于武王灭商时投奔周王并供职朝廷，其后人遂世袭为史官。
史墙盘铭文共字，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所述自周文王始，至时王（周恭王）止，称颂七代周王的功绩。下篇所述自微氏高祖始，记载五代祖先事迹，最后至史墙本人，以自赞模范表率和求福之辞结束。内容翔实，评述得体，词汇丰富，不亚于《尚书》一篇。
史墙盘出土和铭文资料公布后，学术界讨论热烈，前辈、时贤发表的许多优秀文章，对其宏旨大义，抉发殆尽，尤其是对西周前期的历史，使我们更增添新的认识。
文王为西伯，僻处西陲，在与强大的中原商王朝的博弈中，能与周边诸小国家和平共处，逐渐形成政治合力圈，史墙盘铭文称文王“盩和于政”，因此受到“上帝降懿德”和“大甹（屏）”，能够“匍（抚）有上下，受万邦”。突出其在政治上的“和”，在今天仍有启迪作用。
武王灭商，是商周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书·顾命》称“用克达殷，集大命。”《正义》谓“用能通殷为周，成其大命，代殷为主。”近人解释《尚书》“达”字，多读为“鞭挞”之“挞”。史墙盘铭文称武王“遹征四方，达殷（悛）民”，是说武王征服四方，鞭挞商国，使其民改正向善，可见“达”确当读为“挞”，知旧训“达”为“通”非是。史墙家族本为殷商遗民，故而用隐晦笔法记录此段历史。
昭王十六年、十九年两次亲征楚国，目的是保障中原王朝获取长江中下游青铜矿产资源的南方道路（即曾伯簠铭文所说的“金道锡行”）畅通。结果“丧六师于汉”（《初学记》卷七引《古本竹书纪年》），昭王“没于水中而崩”（《史记·周本纪》正义）。史墙盘铭文称昭王“广能（惩）楚荆，唯奂南行”，是说昭王惩伐楚荆，使“南行”即南方通道扩大畅通。此既颂扬了昭王的功绩，也为尊者讳“丧六师于汉”及“没于水中而崩”之耻，隐恶扬善，不愧为史家手笔。
二
大禹治水传说，记录的是中国上古史中的一件伟大事件，《尚书·禹贡》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序》也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是受天（上帝）的命令去平抑洪水、整理大地的，见《尚书·洪范》箕子之言：“我闻在昔鲧陻（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禹的事迹，从《诗》《书》《山海经》及《史记》等都有记载，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讨论中，禹究竟是天神还是人王，大禹治水传说是否可信，甚至中国历史上的夏朝是否存在，都成学者怀疑和辨析的事。
青铜器铭文中有关禹的记载，旧见于两件春秋时期青铜器，秦公簋记“鼏宅禹责（迹）”，齐侯镈记“处禹之堵”，仅此而已。年春，保利博物馆从香港征集回归一件西周青铜器—公盨，铭文长达98字，开篇就说：“天令禹尃（敷）土、隓（堕）山、叡（浚）川。”铭文大意是说上天命令禹用敷土、削平一些山岗的方法来堙填堵塞洪水，同时结合疏导河流的手段，治理水患。根据器形特征，公盨的年代大致在西周中期后段，其铭文所记，可以和传世文献对读，证明《尚书·禹贡》《洪范》篇及《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大禹治水事迹之可信，其绝非出于战国时期人的臆造。同时对有关传世文献的成书年代，也提供了新的认识。
值得指出的是，公盨铭文在叙述大禹治水事迹后，又谓：“廼（乃）奏（畴）方、埶（设）征（正），降民，监德；廼（乃）自作配，乡（向）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贵）唯德，民好明德，（羞）在天下。”最后以“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无）诲（悔）。’”结束。铭文大意是天为民立法立王，导民以德，禹是君王的典范；治民者应该有德于民，为民父母；因为天以德为贵，所以民喜好明德，则天下和顺。其与《大戴礼记·五帝德》谓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尚书·洪范》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郭店楚简《尊德义》谓：“故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尚书·吕刑》谓：“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以及《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谓：“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皆可对读和互证。公盨铭文全篇突出强调的是以“德”为中心的观念，这是西周伦理思想的骨干，也是历来被人们视作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根基，在今天仍不失为积极意义。
三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为浙江省衢州龙游县的徐偃王庙撰写碑文，指出衢州的居民多姓徐氏，为徐偃王之后。文中提到：“衢州，故会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县龙邱有偃王遗庙。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研于会稽之水。”（《衢州徐偃王庙碑》，载《韩昌黎全集》，世界书局，年）指出徐偃王被灭国后或是逃到浙江的“越城”即绍兴。按韩愈所说徐偃王本人逃到浙江，其可能性不大，但谓徐被灭国后部分族人进入浙江之说或可成立。由于韩愈的“或曰”未注明出处，史籍也从无记载，因此这一有关徐国的佚史长期以来未受到史学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