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东巡的宗教意味甚至超过了政治意味。司马迁将始皇东巡的宗教诉求分为三项，即封禅泰山、祠祀八神、海上求仙。前人皆未认识到《山海经》实为齐鲁地理书，其中系统地反映了齐地的山川神灵和原始宗教。
秦始皇
在历经数百年的列强竞逐、攻城略地的战国兼并战争之后，秦始皇二十六年，亦即公元前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齐王建俯首称臣，至此，秦国的铁骑踏平六国，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宣告结束，酝酿已久的天下大一统格局从想象变成现实。秦始皇初并天下，其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始皇听取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的建议，废除封建制，建立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颁定法律，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在欧亚大陆的东方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集权制王朝，华夏世界由血缘纽带和礼乐文化的想象性认同转变为法令一统的政治共同体。地理学从来就跟政治制度密不可分，舆地版图既为政治权力提供了现实的运行空间，同时也反过来为政治权力所构建，地理学就是政治制度在大地山川的投影。秦王朝的建立，必然导致对华夏世界地理空间的重构和地理学的转型。秦始皇规模空前的巡守之旅，其动机和作用之一，就是这位雄心勃勃的始皇帝试图用他自己的足迹和山川祭祀仪式亲自丈量、重新筹划天下地理。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自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之后，秦始皇即热衷于巡视疆域。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二十八年，东行郡县，上邹峄山，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遂上泰山，立石封禅，刻石颂秦德；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乃西南渡淮水，至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自南郡由武关归。二十九年，复东游，登之罘，刻石；遂至琅邪，旋归，取道上党归咸阳。三十二年，至辽东碣石，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继而巡北边，从上郡归咸阳。三十七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南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南行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北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复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射巨鱼；遂并渤海西行，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崩于沙丘平台。
由于秦王朝兴起于西方，六国故地皆在东方，秦始皇初并天下，首先面临的是对东方疆土的经略与控御，因此他的五次巡行，除二十七年的第一次所巡为秦国故地之外，其它四次所巡皆为其所征服的东方六国之地，秦始皇的政治用意很明显，通过展示君王的威权以达到震慑东方、强化王朝空间一体化的目的，通过巡行郡国、祭祀山川，将秦王朝的权力、法度和教化昭示天下。秦始皇每至一地，皆立刻石，颂秦德，为山川打下明确的秦王朝印记。秦始皇用其巡行的足迹，勾勒出了秦王朝的疆域空间，其意义堪与传说中舜巡四岳或大禹周行九州的壮举相媲美，收拾六国山河、重构帝国江山的用意十分明显。“东抚东土，以省卒士。……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琅邪刻石的这段文字，即明确地表达了秦王朝经略东方、混一海内的政治抱负和空间意识。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秦始皇命人“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上朐，《海内南经》谓之北朐，在今连云港。连云港与咸阳的纬度几乎相同，恰位于咸阳的正东方，足见秦始皇以上朐为秦东门，立石为表，并非仅出臆测，而必定是经过实测的结果。这意味着，秦始皇的东方巡守之旅，除了文武官员、儒生方士之外，亦当有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博学之士伴行鞍前马后。秦始皇的巡狩之旅，路途迢遥，耗费巨大，不可能纯为象征性的耀武扬威，更不可能专为求仙访道，通过实际勘查和测绘，以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对“皇帝之土”进行全面的经略，当是其巡行郡国的重要目的。
《山海经》作为一个总览四海方国、囊括九州山川的天下地理书，为战国学者所共述，出自秦国学者之手的《吕氏春秋》，频频援引《山海经》，表明在秦始皇平定六国之前，秦国学者就已经熟稔《山海经》其书。《山海经》作为当时唯一一部详细记录天下山川地理知识的地理书，也必定是秦始皇舆地经略的重要参照，同时，秦王朝的舆地经略和空间意识，必定也会反过来影响当时学者对《山海经》的理解和解释。
《史记·秦始皇本纪》述秦始皇初并天下时的疆域范围为：“秦王初并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山海经》版图，东有海，东南有会稽、具区（《南次二经》），南有洞庭、潇湘（《中次十二经》），西南有岷山（《中次九经》）、黑水（《西次三经》），西有嶓冢、鸟鼠同穴、流沙、黑水（《西山经》），北到雁门（《北次三经》），东北到碣石（《北次三经》），若按照其在《禹贡》九州中的位置理解这些地名，它们所勾勒出来的地域范围大致与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的版图相当，这意味着，在秦代学者的眼里，《山海经》无疑就是一部现成的天下舆地志。
因此，秦始皇并一天下之后，经略疆域，新置郡县，即依据《山海经》四方的山川地名为其新辟疆域和新置郡县命名，比如说，以“雁门”命名北方之郡，以“洞庭”、“苍梧”、“桂林”、“南海”命名南方之郡，都是依据《山海经》，“衡山”、“郁水”、“湘水”、“洞庭”、“澧水”、“沅水”等见于《山海经》“江水”流域的南方山川也是在秦始皇时期被移到了江南。
《史记》的记载表明，秦始皇巡行东土的随行者中，必有熟读《山海经》的博学之士。《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始皇自琅邪还，过彭城，欲出周鼎泗水而弗得。乃西南渡淮水，经衡山郡、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为大风所阻，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正义以《括地志》所记岳州湘阴县（今湖南湘阴县）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为此湘山，并谓“山近湘水，庙在山南，故言湘山祠”，湘山祠（青草山）在洞庭湖，近湘水入湖处。湘君之说，实出自《山海经》，即《中次十二经》所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如上所考，此条所言诸地，原本皆在彭城以东的沂、泗交汇之地，江为沂水，洞庭之山为沂、沭二水之间的马陵山，潇、湘为分别流经淮北萧、相二县的两条河流，潇湘之渊为萧、相二水与泗水所会而成之回渊，帝之二女即栖居于沂、泗、萧、相诸水之际的江神，相山原为相水所出之山，今淮北相县犹有相山。《山海经》云帝之二女“出入必以飘风暴雨”，说明此二神还是风神，而秦始皇浮江至湘山为大风所阻，问湘君何神，博士答以尧女、舜妻，说明他们所依据的正是《山海经》关于帝之二女的记载。湘山原在淮北，不在江滨，帝之二女亦非尧女、舜妻，秦博士自系误说，但却足以表明他们是熟谙《山海经》的，并且已经把《山海经》中的江水误以为南方的长江了。
《周礼·地官》云：“土训，掌地道图，以诏地事；地道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王巡守，则夹王车。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谓王者出行必有熟知地理物产、地方掌故、四方风俗的学者陪同。始皇远游，所经之地皆为其从未涉足之域，推之情理，必征熟悉地理、风土的土训、诵训者流随行为向导，而秦始皇之前，详载四方山川的唯《山海经》其书而已，故《山海经》被秦始皇及其随行博士作为“旅行指南”，随身携带备考，自属情理之中。
秦始皇设置郡县，统理河山，以出自《山海经》的地名命名四方郡县、山川，如以洞庭、桂林、苍梧、番禺为南方郡、县名，以雁门为朔北郡名，以洞庭、彭泽、湘水、沅水、郁水（皆见《海内东经》所附“秦水经”）等为南方之水，以衡山、苍梧、九疑等为南方之山，很可能就是此辈熟谙《山海经》的博士们的主意。
正是秦始皇的统一大业，让聚集于咸阳的博学之士们有可能基于混一海内、天下一统的世界观和空间观，对《山海经》做出了全新的解读，将《山海经》的地名拓扑、附丽于秦帝国空前广袤的版图之上，使之转变成为一个弥纶天下、囊括九州的地理学文本，从而彻底斩断了其与齐鲁山川之间的联系，而蕴涵于这部山川地志中的古老的历史记忆也因此而逐渐漫漶模糊。
尽管秦始皇的博士们已经遗忘了《山海经》其书与齐鲁山川的关联，不过，在秦始皇的时代，齐鲁山川的文化记忆尚未彻底失落，《山海经》与齐鲁山川之间的联系尽管已经无人知晓，但齐鲁山川的神话和传说却仍在世间流传，齐鲁山川的神性魅力也尚未消散，《山海经》中的山川神灵尽管早已面目模糊，但这些山川的神性和传说却借齐地学者、儒生、方士们的齐东野语、齐谐故事而流传于世间。实际上，秦始皇的东巡之旅，除了经略疆土的政治意义之外，在很大程度上确是为了响应齐鲁山川的古老历史和神性魅力向他发出的召唤。
秦始皇东巡尽管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其宗教诉求也是毋庸置疑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的四次东方之行，至少三次都有祠神求仙之举：二十八年，登封泰山，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三十二年，至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三十七年，验问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而无果。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东巡的宗教意味甚至超过了政治意味。司马迁将始皇东巡的宗教诉求分为三项，即封禅泰山、祠祀八神、海上求仙。汉武帝步武秦始皇之后，也是一生好做仙山游，其东游齐鲁海岱的拜祠活动，亦不外乎这三项。
前人对于泰山封禅、齐地八神、蓬莱仙人这三种宗教观念的来源已多有论述，但对其与《山海经》之间的关系，虽偶有涉猎，却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原因在于前人皆未认识到《山海经》实为齐鲁地理书，其中系统地反映了齐地的山川神灵和原始宗教。实际上，泰山封禅、齐地八神、蓬莱仙人这三种宗教观念，在《山海经》都有或明或暗的反映，《山海经》博载齐地的山川、风土、神祀，保存了丰富的齐地山川崇拜和宗教文化记忆，实不妨视为一部齐地宗教地理志。
《史记·封禅书》云：“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其实不管说八神自古有之，还是说太公以来作之，都有道理。八神之数，肯定是齐国人为构建的结果，但肯定不会是凭空杜撰，而是皆有其当地古老的原始宗教渊源所谓依托。八神栖于山泽，其神性也源于这些山泽。这些山泽在齐国版图中所处的特定方位赋予它们特定的宇宙论地位，使之具有了特定的宗教意义和神性意味，从而使这些山泽成为特定神祀之所在，并生发出相关的神话。
正是这些生发于大地山川的神灵和神话，在为大地山川命名和赋予意义之同时，也将这些山川铭刻在文化记忆和风土传说之中，风土传说凭借土著故老的野语掌故而世代相传，比之于镌于金石、书于简帛的书面文献，往往有着更为强韧的生命力和延续性。而且，书面文献难免受到权力操弄和文人缘饰发挥而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识，土生土长、故老相传的风土传说却能免于权力的操弄和文人的改窜，穿越因王朝更替、制度变迁导致的历史断裂，将关于乡土山川的文化记忆传诸久远。
兵马俑群
铜车马
因此，我们看到，在战国秦汉之际，随着六王毕、四海一的大一统格局的确立，当秦王朝的博士们已经不知道《山海经》所记载的那些山川以及神灵的真实所在，正按照当时如日中天的大一统世界观对《山海经》的山川群神进行重新定位，《山海经》的真相变得日益漫漶难辨，而与《山海经》中的山川神灵相关的文化记忆却仍借齐东野人的齐谐故事、海上方士的仙山神话而得以流传，并借助封禅泰山、蓬莱仙山、齐地八神的名义镌刻进秦、汉王朝的祀典之中。《山海经》地理学尽管遭到了遗忘，但《山海经》地理学依托于其上的山川、以及依托于这些山川的文化记忆却借乡野故事、故老传说而流传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