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内容以《左传》为依据，并以《国语》、《尚书》、《逸周书》、《山海经》和《史记》为辅助材料，其它先秦时期的诸子文献仅为参考，不作为依据。
先明确几个概念。
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记载了一个早于夏商周三代的时期，被称之为“唐虞”时代，先秦诸子围绕着“唐虞”与“三代”进行过旷日持久的争论，通常认为，“唐虞”的“唐”指的是帝尧，“虞”指的是帝舜，事实上，这个说法应该出自儒家的“五帝德”，最早见于《孔子家语》，应该是西周中早期的儒家作品，总之不会早于战国晚期，而在《左传》和《国语》里，“唐”其实是陶唐氏，“虞”是有虞氏，这是两个早于“三代”的上古时期的统治氏族。
另一个需要交代的问题是，陶唐氏同帝尧不构成直接关系，陶唐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氏族，早于帝尧，其存续的时间至少有数百年，而帝尧是被有虞氏当作祖先来“郊祭”的。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国语》
有虞氏的源头也不是帝舜，而是《左传》记载的虞幕，这是一个早于尧舜，而晚于帝颛顼的人物。
如果要尝试探究陶寺遗址的主人们，那么就不能回避龙山文化的最初建立者，龙山文化是距今年左右兴起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类型，其时间段落在了传说中的炎黄之后，尧舜之前，其实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这个时间段并非空白，而是热闹非凡的，也出现了最早被当作“大一统”帝王来看待的人物，这就是帝颛顼，稍早于帝颛顼的还有一个少昊（少皞）。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史记·五帝本纪》
《史记》里记载的帝颛顼统治了一个广域的王国，这并不完全可信，但其中多少会有一些历史的痕迹。颛顼及其氏族的影响力在先秦时期的确是首屈一指的，远大于炎帝和黄帝，是解开上古谜团的核心。在《左传》、《国语》和《山海经》中，上古传说和氏族分化很多都是围绕帝颛顼展开的。
如果说龙山文化有一个开启者，且先秦史料的记载是可信的，那么这个开创者不会超出少昊与帝颛顼，其王国的政治中心在鲁西和豫东一带。
通常认为陶寺遗址属于龙山文化的一个类型，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陶寺遗址的时间上限落在龙山文化期间内，而晚期其实已经脱离了龙山文化的时间范围，介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存续到距今年以内。
关于晋南的上古史，《左传》是有给出的。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左传·昭公元年》
理解《左传》的关键在于，不要把《左传》中记载的不同的上古角色进行整合，如不要把高辛氏等同于帝喾，把帝喾说成是高辛最早见于《孔子家语》，而先秦文献中并无此说。
高辛氏的后裔中有位叫实沈的，实沈一族迁到了“大夏”，这个“大夏”主参，所谓“参”其实是一种古老的分野学说，以天上的星域来对应地上的区域，这个学说的源头不得而知，但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而最早的“参”的分野就是晋南。
实沈的“大夏”存续的时间暂不可知，但出现的时间大概率是晚于帝颛顼的，也就是距今年以内的事情，落在了龙山文化时期，“唐人是因”的“因”是替代之意，《左传》中很多这样的用法，如“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这里的“因”都是取代、替代之意。
唐人取代大夏，成了晋南新的统治者，这个“唐人”就是范宣子讲的自己的祖先——陶唐氏。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而唐人对大夏的征服同样记载在《逸周书》里，此处的大夏被称之为“西夏”。
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逸周书·史记解》
如果《左传》记载属实，那么陶寺文化的早期应该存在过一次族群替换，即来自北方的陶唐氏凭借武力征服了实沈一族，即“西夏以亡”。
在距今年左右，陶唐氏的统治终结，陶唐氏的衰落应该是始于有虞氏的崛起，有虞氏同样也是一个古老的氏族，始于虞幕，是帝颛顼的后裔。
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国语》
而幕又是瞽瞍和舜的祖先。
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胡周赐之姓，使祀虞帝。——《左传·昭公八年》
也就是说，如果《左传》和《国语》的记载可靠，那么，陶唐氏和有虞氏有一个较长的并存期，相当于商与周的关系，这里又涉及到高辛氏的来源问题，如果高辛氏也是帝颛顼或少昊的后裔，那么，有虞氏崛起相当于一次复辟，属于被统治族群对统治族群的反征服。
但尧舜似乎并未长期占据晋南，可能是敌对势力太强大，也可能是受到了传说中的洪水的威胁，总之，有虞氏选择向东发展，举高阳氏的“八恺”、高辛氏的“八元”，驱逐“四凶”，重新占据了少昊与颛顼曾经的土地。
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左传·文公十八年》
所以尧的都城应该在山东境内，至少晚期是这样的，具体位置有分歧，而舜在豫东建立了虞城。有虞氏在舜之后就分崩离析了，象远走湘南，建立了有庳国，丹朱南迁至淮水流域，其后建有房国。
而治水之后的禹一族开始崛起，禹是鲧的后裔，他们的祖源在“崇”，所以《国语》称鲧为崇伯鲧，是虞代的一个方国。
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国语》
禹的“夏”始自称王之后，因为是在晋南建都，继承了实沈的“大夏”，所以夏后氏的“夏”也属于地名得“氏”。
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国语》
所以，陶寺遗址的晚期对应并不是龙山文化，而是夏代的早期，其统治者应该是夏王室，至于是不是夏的都城还有待商榷，但至少是夏代早期的重要城邑。
陶寺的最后毁灭并不在上古，应该是夏代的太康失国事件，后羿联合寒浞攻灭了夏王室取而代之，辉煌了数百年的陶寺应该就是毁于这次战火之中，《五子之歌》讲“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其实就是对他们曾经的家园的怀念，这里的“陶唐”指的就是早期建立陶寺遗址的陶唐氏。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従，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尚书·五子之歌》
残余的夏王室沦落到“洛汭”，重新建都于“斟鄩”，这应该才是二里头文化的开始，所以早期的夏都应该在晋南，太康之后才在豫西。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简单梳理一下陶寺文化所历经过的主人们，最早的是高辛氏的实沈，他在此建立了大夏，实沈的大夏被陶唐氏取代，这也是陶寺文化持续时间最长的主人，在陶寺的中晚期，应该经历过一次暴动，是有虞氏对陶唐氏的反叛，而此时的有虞氏首领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帝尧，但有虞氏并未长期停留在陶寺，而是向东迁徙返回祖源地，传说中的舜有三迁应该是有根据的。
有虞氏的东迁为鲧禹一族提供了机会，他们从“崇”迁居于此，也可能是治水的需要，并最终在此建都，至后羿推翻了太康的统治为止，陶寺也自此归于沉寂。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山海经》
《五子之歌》和《山海经》都对“羿”进行了记载，但立场不同，《五子之歌》是统治者的立场，《山海经》站在了被统治者的立场，但又是能达成共识的，即，前者批评了太康的无道，后者称赞了羿的正义。
总之，陶寺遗址并不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族群的城邑，她也像中国众多的古城和遗址一样，在不同的时期属于不同的主人，这些主人曾经征服过别人，最后又被别人征服，就是在这种往复更替中从兴起到辉煌，最后毁灭，归于沉寂，她见证了历史，也见证了无常。
很多时候，上古传说的扑朔迷离并不只是因为史料的匮乏，更多是因为后世解读的偏颇，这里面夹杂了太多的“需要”和目的，以至于我们最后看不清真相，而当我们真的去追本溯源，剔除那些经不起推敲的部分，呈现给我们的往往是惊人的吻合，如殷墟、二里岗遗址、二里头遗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