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写了光怪陆离的山海经争议千年,是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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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历史上最有神秘感的先秦著作,恐怕非《山海经》莫属了。这部充满怪兽、鬼神和奇闻异事的作品,不仅用大胆丰富的想象力,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玄幻世界,而且非常具体地描述了上古中国的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科技医药,甚至巫蛊和宗教等方面的内容。对于这部著作的价值,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觉得《山海经》就是一部奇谈怪论,胡编乱造的神话故事,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也有的学者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巫书,是对巫术理论和效果的记录,鲁迅先生就持有这种观点。但更多的学者却认为,虽然《山海经》里的故事荒诞离奇,但却提供了大量上古中国社会和生活状况的信息,对全面认识上古中国的思想形态和生存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有些专家甚至认为《山海经》的学术价值并不亚于《史记》。比如西汉时期的刘歆,他在给汉哀帝的奏章中就充满感情地把《山海经》称为:“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看来在这位通才硕学的大儒眼中,《山海经》的价值是和参与百家争鸣的各位贤明的思想等值的,不仅有价值,而且还真实可信。虽说《山海经》一直虽说《山海经》一直被人们看重并研究着,但它的作者,却和这部著作一样充满了神秘感。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尚无定论,很多版本的《山海经》都会在作者处,标注佚名。几千年来,学者们对《山海经》作者进行了坚持不懈地考据,并且不断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些学者推测,最早编写《山海经》的人,很有可能,是那个被舜流放到幽州的共工。理由是作为水利工程家族的继承人,共工应当是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的,而且从古代传说看,共工是水神,是最容易与神鬼怪兽这样的灵异事件有牵连和沟通的,况且他到幽州以后,也没什么事情,有大把的时间坐在拒马河畔写书讲故事。不过这只是个传说,没有可靠的依据,再说共工那个年代,是否真的已经有了可以用于记录的文字?如果没有文字作媒介的话,就算共工有著书的心思,也没有实施的可能,顶多也就是把故事讲给周围的人,然后口口相传下去。汉代的大儒们,对《山海经》的推崇,似乎到了膜拜的程度。在他们心目中,《山海经》就是出自大禹之手的帝王之言。西汉的刘歆曾上表对皇帝说:“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言下之意:《山海经》就是大禹和伯益两个人一起写的,是确有其事的圣贤之书。二百年后,东汉的王允在《论衡》中为刘歆的结论提供了论据:“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非禹、益不能行远,山海不造。”大禹和伯益这对治水工作上的好搭档,一个负责治理水患,一个负责记录奇风异俗。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千山万水,看遍了世间百态风情,所以才能写出《山海经》这样的作品来。但是汉代大儒们看似天衣无缝的论证,很快被后世的学者看出了破绽:《山海经》中的有些地名,如:“长沙”、“零桂”等都是秦汉以后才有的地名,几千年前的大禹和伯益是怎么知道的?如果不是大禹有后知五千年的预测能力,那必定是汉代大儒们对书稿做了策划和编辑。后来,又有学者提出来《山海经》是战国时期的楚人编写出来的。理由是,楚地被认为是保留了夏朝的巫文化,并且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巫术都非常盛行的地区。既然大家对《山海经》是一部巫书的说法并不否认,那么由战国时期的楚人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延伸和优化,也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于是,有些喜欢上纲上线学者开始飘了,宋代的朱熹就公然表示《山海经》乃附会《天问》之作。不知道屈原大夫听到这个论点会不会发愣,毕竟从《山海经》的内容看,的确是更贴近于大禹时代,如果说屈原在写《天问》的时候,借鉴了《山海经》,可能会更贴近实际情况吧。也有另一个比较微弱的声音说,《山海经》是战国时期的大阴阳家,齐国人邹衍编写的。但不管怎样,《山海经》的内容,在战国时期被完善了的观点,还是被现代人所认同的。争论到了清代,似乎学术界有了折中且统一的认识。清代学者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序》中写道:“作于禹益,述于周秦,其学行于汉,明于晋。”也就是说《山海经》内容的来源,始于大禹和伯益(或许会更早),在周代和秦代一直广为流传,到汉代时研究达到了巅峰,而到晋代已经基本上定型了。到了近代,普遍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以浪漫玄幻风格描述中国上古历史的,历经了漫长创作过程的作品。全书十八卷中,有14卷定稿在战国时期,4卷定稿在西汉。虽然《山海经》被认为是先秦时期的经典文献,但它的创作过程,却历经了数千年的时间,被无数无名或有名的作者编纂和修改过,一个“佚名”包含了无数人的心血与才华,传承的过程满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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