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重大的考古发现，是世界上同时期出土古代象牙最集中的遗址，是中国同时期出土金器、玉器最多的遗址。
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年-公元前年）。
分析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发现很多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文物相似，也存在一些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三星堆古城可能是被雷击烧毁而灭，但金沙文明为何衰亡，众说纷纭，至今仍是学术之谜。
金沙古城是被什么力量所灭？为什么没有文献记载？文物为什么没有破坏痕迹？太阳神鸟用途是什么？这些问题必须回答。
我们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还原法”研究金沙古城消失问题，认为“洪水之后的大面积瘟疫摧毁了金沙王国”。
“还原法”就是把考虑场景还原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环境，如农牧业社会，科技落后，自然灾害频发，人们信仰原始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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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横行人间的瘟疫基本绝迹，“送瘟神”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年爆发的“非典”SARS告诉我们，不能忘记历史，金沙古城可能“毁于洪水之后的瘟疫”，更提醒我们，有些事要时时挂在心上。
为推进西部生态文明建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正组织编写《巴蜀江河传》系列丛书，其中《成都河流故事：流淌的江河博物馆》已经正式出版，我为丛书撰写了总序言“不废江河万古流”。
在收集整理江河资料中，我们发现，四川古代河流众多，分布广泛。
由于成都平原是冲积平原，河道变化很大，近代消失的河流很多，由此想到金沙古城消失之谜，可能与河流改道、洪水泛滥有关，特别是与洪水之后的大面积瘟疫流行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有关。因此，古蜀国的实力大大衰减，无法抵抗外敌入侵被灭。
金沙太阳社鸟和三星堆太阳轮盘都是古代蜀人的历法器，启发了后来的周易八卦和算盘，根据日月变化计算季节气候，以便安排农业种植。
清华大学范念念、吴保生、刘乐年7月在《山地学报》刊文指出，发生于公元前年的地震，引起山崩、滑坡堵江，进而引起河流改道，并导致三星文明的消亡和金沙文明的传承，以及杜宇时代的严重水灾。
这是一个重要观点，有助于探讨金沙古城的消失，至少说明成都平原水患很多。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陈宁生等指出，历史上，成都古城镇迁移的最大可能因素应是山洪泥石流灾害，金沙遗址可能是被公元前年左右的龙门山区地震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所毁灭，因为最近的一次金沙古城的毁灭时代上与2-年前的区域大地震的时代吻合，相关成果发布于知名国际期刊《地貌学》上。
他们认为，古蜀国频频受到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影响，蜀国国力的衰弱导致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在科技水平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古蜀人希望有一双“千里眼”，寻找一片安宁的土地，四处迁徙。
陈宁生研究员的论文是破解金沙古城消失之谜最重要的成果，非常具有说服力。
洪水肆虐是击垮古蜀国的最后一环，应该没有太多异议。
《史记·张仪列传》中记载：“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
我们分析发现，几乎目前所有的研究成果，对于金沙遗址的古墓葬类型和分布，对于完整的出土器物，都不能作出很好解释。
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介绍，有多座墓葬，有成片的，有零星的，更多的则是集中埋葬的，很多都在居住区附近。
集中埋葬包括合葬，不应该是洪水灾害造成，因为活人是可以逃跑的。况且当时古人游泳本领高强，死亡人数有限，洪灾后还可以重建家园，不可能彻底毁灭。
而应该是疾病造成，更可能是瘟疫造成，因为大洪灾后都有大瘟疫，只有大面积瘟疫才有大量人口集中死亡。
另外，如果是战争，这些珍贵器物如金器玉器应该被掠走，不会留下掩埋，象牙也是好东西，不应该被集中掩埋。
根据王毅、邓聪主编《金沙玉工I：金沙遗址出土玉石璋研究》第至页介绍，在“梅苑”地点内已经出土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礼器，发现了大量象牙、野猪獠牙、鹿角等，从该文图八（第页）可见象牙、野猪獠牙等都是被泥沙掩埋的。
我们在研究金沙器物没有被人为故意损坏的基础上推测，金沙古城可能毁于洪水之后的大面积瘟疫流行。大多数人死亡，因而生产力大大下降，国力衰减，很快被灭。
虽然没有历史文献直接记载这件事，但从《山海经》等古书中可以找到间接证据。
古代医学不发达，对于瘟疫毫无办法，而四川盆地河流众多，水患频发，瘟疫多次爆发。
金沙遗址祭祀区与三星堆祭祀坑完全不同，泥沙和文物混合在一起。金沙遗址坑里大小不同的泥石颗粒散落在不同部位，象牙杂乱地分散着，其中还掺杂泥沙，这应该是山洪冲击造成的“洪痕”。在遗址内，还发现古河道乌木。
循着这些蛛丝马迹，陈宁生研究员推断出，大地震发生后，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发，河道堵塞，河床提高，最终导致蜀地出现了大洪水。因此，发生瘟疫的可能性极大。
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恶性传染病，常见的有鼠疫（黑死病）、天花、霍乱、流感、痢疾等，其他的还有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等。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次的瘟疫，其中有些影响特别严重。
公元前年至年，有人类早期疾病出现。公元前年，埃及发生疫病（炭疽）大流行。公元前年，以色列发生疫病大流行。公元前年到前年，雅典发生瘟疫，近一半人口死亡，整个雅典濒临毁灭。
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发病1-3日内死亡大约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英国死者半数，据称是由中国商人和蒙古军队传入。
年，欧洲瘟疫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在《旧约圣经》中，有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
在中国各个时期，都有瘟疫流行，死亡人数惊人。
公元前年，中国有疫病流行记载，后来记载更多。
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
在中国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记载。
“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左传》。
在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东汉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
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年，云南发生鼠疫，单在印度和中国就引发超过万人的死亡。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口传历史很早，最后完成可能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由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内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全书18卷，共约字，记载了多邦国，山，水道以及邦国山水地理等。
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
《山海经》记载有古蜀国的史料，如《海内西经》记载：“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这是古蜀开明一族的图腾形象，开明王朝延续至战国末年。
据《华阳国志蜀志》称：“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
说明是秦军灭了开明王朝，因此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为开明氏蜀王的可能性很大。
根据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对古蜀5个朝代的时间划分，我们认为，公元前年至前年为宝墩文化（主要是蚕丛、夏朝），前年至前年为鱼凫文化（可能是柏灌、鱼凫，夏晚），前年至前年为三星堆文化（主要是鱼凫，商代），前年至前年为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可能是鱼凫、杜宇，商晚、西周），前年至前年为新一村文化（可能是杜宇、开明，东周），前年至前年为青羊宫文化（开明晚期，巴蜀文化晚期），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5个朝代各数百年。
所以，金沙古城在公元前年至前年之间，主要在杜宇时代。
在杜宇与开明之间发生了巨大洪灾，洪灾之后瘟疫灭了杜宇时代的金沙古城。
《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闲，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樭，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说明天府之国的富庶与殷实。
袁珂校注：“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衡以地望，庶几近之。”
都广（广都）就是今天的华阳一带。都广之野也指上古巴蜀农业文明的中心，也就是成都平原。
《蜀王本纪》言：“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公元前7世纪（春秋），开明氏鳖灵自立为蜀，号丛帝，建都广都。
此处的黑水指的是发源于四川省大邑县双河乡境内的黑水河，又名长石坝河。
稻黍稷麦菽分别指什么？指水稻、玉米、小米、小麦、黑大豆。
《山海经》讲了许多洪灾事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
现在认为，女娲补天在雅安。
《山海经·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
《山海经》中，许多异兽怪鸟就是瘟疫代名词，如旱魃、絜钩、趾踵等。
根据《山海经·卷四·东山经》记载：“又南五百里，曰（zhēn）山，南临水，东望湖泽，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嗥狗，其名曰峳峳。见则其国多狡客。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钩，见则其国多疫。”
絜钩
絜钩长得像鸭子，却有着老鼠一样的尾巴，擅长攀登树木，它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瘟疫灾难，所以絜钩是瘟疫的代名词。
实际上，“絜钩”就是鼠疫和禽流感，发生地点在四川盆地。古蜀盆地是20万平方公里的内海大泽，《易经》的八卦兑泽（方位西）就是指西部四川盆地古海。
《山海经》还讲，太山“山上生长着一种怪兽，它的形体同牛很相似，但头是白色的，长者一只眼睛，蛇一样的尾巴，它名叫蜚。这是一种不祥之兽，它从河水与水泊，河和泊就会干涸，它从草丛中越过，草木就会枯死，只要它一出现，天下就会瘟疫流行”（《东次四经》），这应该是霍乱病。
复州山“山中飞翔着一种鸟，它的形状像猫头鹰，却长着一只脚，生着猪尾巴，它的名字叫趾踵，这是一种不祥之鸟，如果它出现，全国就会出现大瘟疫”（《中次十经》），这可能是天花病。
《山海经·海内南经》里面记载：“西南有巴国，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这说明，西南巴国一带有大象、有犀牛、有巴蛇，蛇能吃象，君子吃了蛇肉可以治疗瘟疫（霍乱），这证明瘟疫存在。
所以，金沙遗址有重达一吨的象牙，还有牛、蛇造型的器物。
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
北宋《舆地广记》记载：“犀浦县，属益州。秦时李冰作石犀以压水精，穿石犀渠于江南，命之曰犀牛里。县取此为名耳，不在其地也。”
这说明，郫县犀浦镇“犀牛里”可能就是古蜀“犀牛西”，李冰从古人那里学到知识，受到启发。从《山海经》可以知道古蜀多水灾、多瘟疫。
由于四川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成都比较容易发生洪水之后的大瘟疫。
《蜀志》中记载，当时最为盛行的有3种瘟疫：第一种叫做大头瘟，沾染此疾的人脑袋肿胀，可以大到像量米用的米斗一样，头发全部变成暗红色。
第二种叫马眼睛，患者发病之后双眸肿痛，直到最后眼睛流出黄色的脓水，眼珠溃烂掉落。
还有一种叫做马蹄瘟，发病后患者从膝盖到脚趾奇痒难忍，直至肿胀成为马蹄状。
这3种病皆为绝症，中者不救。患病死去的人，没有人敢触碰，直到他们腐朽在床榻之上也没人掩埋。
义熙四年（）九月，四川疾疫大起，“死者大半”，士兵十不存一。“湖广填四川”，也是由于瘟疫等传染病流行造成人员死亡。
年，四川瘟疫大作，数百里内没有人烟。
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唐朝丽在《民国时期四川的传染病与社会-年》文章中指出，大灾后有大疫，四川传染病全年皆有，在5-8月为高发期。年水旱灾害后，瘟疫导致重庆死亡一万余人，成都死亡余人，郫县死亡余人，富顺、自流井死亡六七千人。
据张义奇、冯水木等“《老成都·街巷》：肆虐成都洪水泛”报告，从都江堰建成后的多年间，成都的特大洪水每隔数十年就有一次，而大洪水则是几年来一次。
从年至l年的年中，发特大洪水8次，平均34年一次；从年至l年的35年中，特大洪水和大洪水发生了10次之多，平均3年半一次。
据年望江楼水文站的记录，从6月30日起，成都连续7天降雨都在毫米以上。城区80多条街被淹成汪洋，城内外被冲毁的桥梁有60多座，著名的万福桥、复兴桥、十二桥、安顺桥、东门大桥尽皆遭冲毁，还有l多不幸的居民也被卷进鱼腹。
许多人逃过了洪水，却没躲过洪水后的瘟疫，霍乱吞噬的生命远远大于洪水。
霍乱来势之凶，只要一出现拉肚子，两三个小时人就没了。
有—个拉黄包车的人，跑着跑着，—头栽倒在地就死了。
霍乱传染的速度惊人，一人发病，几天内就全家死绝。
从l年至l年，连续3年发洪水，也就连续3年流行瘟疫，死亡无数。
张义奇、冯水木等指出，由于死人太多，每天送葬的人成串成线。先死的人还有棺材，后死的人则连火匣子都找不到了，只好用席子一裹，草草安埋了事，甚至埋死尸的人在挖坑时，自己就—个跟斗栽了进去。
洪水与瘟疫夺去了许多生命，当年成都城内棺材告罄，城外官山重重叠叠埋着死人。
年的成都洪灾，震惊了全国。
《申报》在7月12日的新闻中这样描述：“由于天灾人祸，患害频来，使悠闲的成都社会，变成了一幅哀鸿遍野的流民图。”
鉴于瘟疫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古代中国很早就开始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具体措施包括：顺应节气、巫术的精神控制、注意公共卫生、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处理尸体、病人隔离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瘟疫防止采取了特别有力的措施，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