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中的巴
《尚书牧誓》记武王伐纣时有庸等八国，但无巴，注疏所说“髳、微在巴蜀”是从后人的角度来说的，武王伐纣时是事有巴国。在分析巴人史之前，我们先看看《山海经》中有关巴人的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讼于孟涂之所……。巴蛇食象……。旄马……在巴蛇西北。在《竹书纪年》卷上中更明确记载曰：“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孟涂是涂山氏一员，为东夷古族，持巴源于东夷者多采此记。《山海经海内经》又记载：西南有巴国。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以上两条，《海内南经》所记巴人较为可信，单篇《海内经》多认为是后人补入的，且其记事方位比较模糊。按《海内南经》的记事顺序，巴人似在正南方，但注意到其位序在狌狌之后，则巴人无疑是在西南方了，与巴蛇即使不在同一地也在相近之地。在夏商周三代，《山海经》成书最有可能的是周晚期，周初的地望偏西，立国后即开始东移，故总体上将巴人叙述在西南方是比较符合其时认知方位的。同时，巴人、巴蛇的对解亦可见其地望相近。《说文解字》云“巴”谓：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凡巴之属皆从巴。
《说文解字》没有将巴作为国名或族名，而是将巴作为虫类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古代边疆地区的称谓中，大多族名与动物有关，南方的“蛮”本身就是“从虫”的，“蜀”也如此。蜀的“葵中蚕也”使蜀与蜀人祖先蚕丛氏直接关联起来了，巴也同样如此，所谓巴人食象表明巴地蛇比较多。另外，所谓巴蛇食象的说法，也可能指明巴地生物体型比较庞大，《尔雅释畜》有犘牛，注曰“出巴中，重千斤”。
《春秋左传桓七年，尽十八年》记鲁恒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此记注本均以为韩服为巴使，巴国为姬姓，在巴郡。在此邓未接受巴的提议，其间的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楚国使者)及巴行人”，故而有巴师、楚师集于围攻鄾从之事，邓人救之，双方互有胜败。此期虽然可以看作巴人不足以与四周诸国相抗，但考虑到《春秋左传庄十一年，尽二十二年》记鲁庄公十八年所记之“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春秋左传文十六年，尽十八年》所记之“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则可以断定巴人此期一直在进行征伐。
至《春秋左传昭九年，尽十二年》所记之鲁昭王九年周使所谓之“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说明此期的巴人国力相当强大了。此后，巴人应当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春秋左传哀十六年，尽二十七年》记有鲁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围鄾”，但为楚国所败。以上《春秋左传》所记之事，差不多约三百年，当是巴国强盛的时期。战国时期的巴似乎已不太强盛，《战国策》记有关巴国者，多与秦国有关，后为秦所统。
汉晋文献中的巴
汉晋史籍所记巴人、巴国甚详，此后诸类书所见巴的史料，多源于此期。此节述《后汉书》《华阳国志》所记巴人之事，兼采《晋书》的内容。至于《史记》《汉书》的内容，言及巴人历史者多与秦有关。传世文献记巴人详细者，以廪君之事最早，见于《世本世(帝)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蛮郡》、《晋书载记》诸篇，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蛮郡》的廪君部分。《世本》所见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蛮郡》的廪君部分同，一般以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巴郡南蛮郡》中的巴氏是源于《世本》的。另一个版本见于《晋书载记李特》：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天乃开朗。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其后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及汉高祖为汉王，……更名其地为巴郡。土有盐铁丹漆之饶，俗性剽勇，又善歌舞。
以上两个廪君的版本，《晋书》版似更可信，原因如下：其一，关于廪君，《后汉书》只说约以为君，君名不详，巴氏务相胜出后才说为“廪君”；而《晋书》则说得很详细，相约时即有“廪君”之名。另外，“廪”者，字形采用的是“广、禾、回、示”之意的组合，谓五谷所收入仓，是否丰收要看天象(“示”，观天象而示之)。也就是说，“廪君”之名包括两层意思：一者，五氏认可像五谷入仓一样需要一个领导；二者，领导的产生需要看天象。也就是说，“廪君”乃是上天授予领导五氏的人，故有《晋书》版的“争为神”的说法。这反映出，廪君一代的巴人五姓应当为五个较大的部落，至廪君时这些部落有形成部落联盟的趋势，后以巴氏为名立国，《世本》王谟辑本说，“巴子国。子孙以国为氏”。
其二，巴人祖先迁徙的工具，《后汉书》只说“土船”，自然可以解释为用“土”做的船，但也可以理解为“当地人”的意思。《淮南子坠形训》的坚土人、弱土人、垆土人、沙土人等，已有“当地人”的涵义，《尚书》所称的西土之君、西土之人亦如此。《后汉书礼仪中》中的“立土人舞憧”，《后汉书循吏列传第六十六》中的“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中的“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等，亦明确表示的就是“当地人”的意思。从这点来看，《后汉书》中的“土船”，完全可以理解为“当地的船”。《晋书》的“土船”，表达很清晰，“以土为船”，表达的是陶船之类的涵义。
其三，廪君率领五氏至盐阳时，《后汉书》并没有说清廪君射杀盐神后与夷城之间的关系，而《晋书》则说得很明白：“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关于这种差距，《后汉书》的夷城可以说可能距盐城并不太远，但《晋书》则明确说明盐城与夷城是有一定距离的。
不过，《晋书》版似出自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一》，但有所篡改，现列所见明本《十六国春秋》所不同者如下：李特……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岩渠宝氏，即廪君之苗裔，昔巴郡南部蛮，本行五姓……秦并巴以为黔中郡……巴人呼赋为宝，故谓之宝民焉。……汉高祖……更名其地为巴郡……。
《十六国春秋·蜀录一》与《晋书》关于廪君的最大差异，在于“巴郡南部蛮”之处。《十六国春秋·蜀录一》的“巴郡南部蛮”，应当理解为廪君迁夷城后所立之地，在巴郡南部，其余当无太大差异。《华阳国志巴志》将巴、汉中、庸、蜀视为古梁州之国，并与唐尧关联起来，只是说明了巴人与华夏诸族联系很早；引《洛书》之处至会稽之会，武王伐纣，武王“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等，皆此功能。
巴地的经济状况，《华阳国志》所载不详。一方面，《华阳国志》“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鱼、盐、铜……皆纳贡之……”的记载未言明这种情形的具体时间，但巴国的经济在秦统一前当有相当的发展，故有秦取蜀地之后的“仪贪巴、苴(原蜀侯属地，即汉中)之富，因取巴”之事；另一方面，《华阳国志》记周之仲世时巴伐邓，后又与楚伐申，后又伐楚，及巴与秦、楚伐庸等事，说明巴国是具有一定财力和物力的。又《华阳国志巴志》记其族群“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其中，奴、獽、夷蜑见于巴东郡；巴东郡南浦县主要管理武陵蛮夷；涪陵郡，为“巴人之南鄙”，原秦黔中郡地，“獽、蜑之民”及蟾夷，但这些族群分布在该郡涪陵县、丹兴县、汉平县、万宁县、汉髪县之北。
除此之外，《华阳国志巴志》记有很多大姓，这些大姓应当由两部分组成：其一，秦汉时突然迁入的外族，这些外族具有相当的聚居性；其二，原巴族的大姓，这些巴人受华夏族(此期亦可直接称为汉族了)的影响，已脱离了“蛮夷”的身份，故为大姓。以上大姓，与其时的蛮夷在分布上是有差异的，大姓主要分布在涪陵郡北部，巴东郡、巴西郡、宕渠郡、巴郡。一般以为《华阳国志》对廪君之事只字未提，或许事实并非如此。
《魏书列传第八十四》记“賨李雄，字仲俊，盖廪君之苗裔也。其先居于巴西宕渠。”“賨”即前所引之“以赋为宝”，当是秦的事，故“賨”是氏族姓。秦时，“賨”氏有一支姓慕，其五子辅、特、庠、流、骧，特即李特，前已述及。李特是位领导者，晋时其地遇荒，故李特带族人就食汉中，“遂入巴蜀”的“巴蜀”当指其时的巴郡和蜀郡。李雄为李特的少子。《华阳国志巴志》有一句话，谓“李雄，宕渠之厮伍、略阳之黔首耳，起自浪隶。”这里说李雄“起自浪隶”指的就是李雄的父亲李特带族人“就食汉中”之事，因李特之族“就食汉中”时益州刺史赵廞反叛，李特一族起而诛之，方才得以封为乡侯，后又有发展。
所谓“宕渠之厮伍”，指的是李雄的族人并不是名门望族，而是地位低下的群体，这应当是迁徙后初步定居的情形。既然李特与廪君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李雄自然如此；也就是说，常璩应当是知道廪君之事的，但他不点明，其原因学界至今未得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