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著名考古学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卜工的新书《礼证中华》面市。该书记述了卜工从求学考古到踏上研究之路再到形成个人研究思想的全过程。
“该书分两个部分。前半部是求学悟道，记录的是‘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创作前的学习经历。后半部是礼证中华，记录的是‘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理论的实践、应用和升级的内容。”卜工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该书一共有超33万字，其中重墨讲述了和成都有关的古蜀文明。对于受众范围，卜工认为文博专业相关人士会喜欢，同时，对于喜爱古蜀文明的成都人而言，也可以从中了解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
探源为礼制溯源，为中华文明解密
或许，在当今世界历史上，没有哪种制度像中国礼制那样根深叶茂长盛不衰，体系磅礴经天纬地。为礼制溯源，为文明解密，实现历史逻辑与思想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是卜工研究的原则和追求的境界。
百年考古证明，珍藏在中华沃土中的古礼遗存是周礼的先驱，是中华礼制的源头。对于主攻研究礼制类型的卜工而言，礼制的发生发展、成熟完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经历，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基本脉络，是中华文明核心特色的认识，是“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首倡的理论逻辑。于是《礼证中华》应运而生。
“很多具有历史坐标意义的古代遗址，都可以通过我的一套古礼的理论，进行全面分析。”卜工所说的这一套理论，包含了磁山祭祀遗址遗迹结构的定性标准、仰韶时期用彩制度的系统分类标准、彩陶瑞玉历史交接的动力研究体系、石峁古城谱写有戎集团的辉煌历史、中华文明独特制度创造的古礼体系、长江傩礼用铜制度的古蜀王国体系等18个体系。“在《礼证中华》中我也谈到，之所以称为理论模式，首先是经过实践检验具有广泛适用性。”卜工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其中，有些认识已经从看法和观点晋升为可资比较的研究依据，是识别古代遗存年代与性质，甚至是源流与谱系的标准。同时，该套理论体系具有深度研究的客观性和前瞻性，比如，磁山祭祀遗址的研究在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的鼓励下，成为古礼探索的先声，逐渐形成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的系统认识，周礼的来源才能得到合理说明。此外，该套理论体系具有逻辑的关联性。“总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模式与体系才是谱写早期中国历史篇章的神来之笔。”卜工说。
老照片：苏秉琦（左）与卜工
解读古蜀文明为何令人欣喜
其实，在《礼证中华》中，卜工也抑制不住流露出对古蜀文明，对成都的喜爱，并详细记录了在成都开展的三次讲座。“我从未在四川做过考古工作，怎么会到成都去讲演？话还要从年11月说起。”卜工师从考古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年，因工作关系来到成都，当时成都正在推进古蜀文明探源研究，希望卜工能从早期中国的角度谈谈自己对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的认识。
“但我那时最不熟悉、最缺乏想法的就是古蜀文明，而且从古蜀文明遗址中出土的很多青铜礼器我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讲起来难度系数很高。”卜工回忆说，当时还直接给出“古蜀文明与早期中国”的题目，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也积极提供书籍、照片和资料，“我想我只能应允下来，因为我是专搞古礼制度的，过去的很多观点也需要验证，学术攻关必须知难而上。”
经过三个月的研究和整理，卜工开始了他在成都的第一次演讲。“年3月2日下午，在成都博物馆学术报告厅，金沙讲坛10周年纪念首讲开始。会场上座无虚席，但又鸦雀无声，大家跟着我的思路，走进了古蜀文明的记忆深处。”
卜工在那场讲座上谈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有三个震撼世界的重大发现，第一是—年辽宁红山文化祭祀冢群和牛河梁女神庙的破土而出，苏秉琦以此提出中国文明起源多样性的“满天星斗”学说，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认识得到广泛传播。第二是年浙江良渚反山、瑶山高等级玉器墓葬重见天日，良渚古城的发现，水利工程的确认，奠定了年中华文明实证的坚实基础。第三，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精美绝伦的青铜礼器惊艳登场，古蜀文明的崭新高度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开启和推进了川西地区文明进程的研究，同时也刷亮了世人的眼球。
“以往，人们只了解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以为那就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全部，就是中国古礼唯一的至高境界。可是，川西平原发出一个浑厚低沉的声音——‘且慢！中华文明还有别样洞天。’”卜工在《礼证中华》中写道，从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到成都金沙，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都令学术界激动不已。夏商周考古学的一代宗师邹衡先生曾赞叹三星堆的规模与郑州商城等量齐观，与鼎盛时期的商人都城相提并论，“就是极高的评价”。卜工表解释为何邹衡如此激动，是因为自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以来，人们就翘首以待目睹商代王朝的国家风采，可是经发掘的13座大墓（包括一座未完工的大墓），也就是晚商的王陵都尽数被盗，王者风范已然失色。“但三星堆祭祀坑完整保留又经科学发掘，怎能让人不兴奋、不激动？更重要的是祭祀坑的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再现了古蜀祭典的王朝气派。同时，早期中国，也只有古蜀这位神秘的旅伴才拥有全面、持久与中原商王朝抗衡的实力，不是在个别的时间段上而是在历史的全过程中，并且能够在最后的关头完成致命的反击。这无疑就是古蜀文明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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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为什么古蜀属于中华文明
卜工的言论一向大胆、有见解，他曾表示，“谁说考古不是挖宝呢？考古学本身就是通过地下宝藏再现历史，宝藏的级别越高，其魅力越是光彩照人。”
他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是古蜀礼制的集中代表。从数量、类型繁多的青铜器中，能够看出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者数量不多，“这反映出古蜀文明与中原既有联系，又有自己独立起源和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在早期中国的其他地区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原生性特征是古蜀文明的主流、本质和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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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指出，三星堆、金沙的发掘成果表明，古蜀文明的核心是礼制的精彩与高度。“当时的祭祀是国之大事，绝非民间活动。因此，这些重要发现与以往见到的普通遗址大相径庭，精彩绝伦。因为，礼制原本就是顶层设计的产物。”
古蜀文明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集精神、物质、制度于一身，是川西平原土生土长的政治实体，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地方特色光彩照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考古学者而言，每一次言论都需要历史的考证。关于“为什么古蜀属于中华文明？”这一观点，卜工也有自己的想法，并通过礼制的研究加以证实。
首先，三星堆礼制体系属于中华文明的古礼大系，属于独特的制度创造。在众多青铜礼器中，“三件套”制度最为抢眼。何谓“三件套”？卜工解释道，普通“三件套”是指3个形制完全相同或一模一样的器物作为一组出现。例如，三星堆3件铜跪人是典型的一个普通三件套；六件方向盘形器是两个普通“三件套”。而特殊三件套是指具有发展演变关系的3件器物为一组出现。而三星堆2号坑铜兽面就是3个特殊“三件套”的顶级配置，“每一套都有从小眼到大眼，再到大眼、大下巴的变化特征。中华传统的三拜九叩动作大礼，正是3个普通三件套的社会行为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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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三星堆的青铜神树是中国古代文献《山海经》记载的实物。“不是中国的怎能在中国典籍中出现呢？就因果关系而言，足以说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之灿烂一元。
其三，三星堆祭祀坑本身就是中国古礼根深蒂固传统。卜工认为，甲骨文著录的“陷”字即是三星堆祭祀坑的瘗埋。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曾有经典考证，三星堆的燔燎瘗埋是对《尔雅》的标准化诠释，“如此精彩的证据实不多见，弥足珍贵。祭天祭地是中国古代最高规格的祭祀形式，凡事大不过天”。因此，卜工说，祭天祭地不仅仅是表达尊崇自然、信奉神灵的理念，也强烈地反映了祭祀者感天动地、顶天立地、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等多种理念，甚至是古蜀王者力挽狂澜的意志和决心的象征。
红星新闻记者乔雪阳曾琦图据受访者提供
编辑李学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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